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当代奇卡诺文学

       ［摘　要］奇卡诺文学叙述中后现代主义手法应用比较普遍，复调叙述、“碎片式”叙述、虚构性自传和书信体等语言和叙述手段被广泛运用。基于这些创作手法构建的族裔文学构成了主流文化文学之外一种书写形式，既解构了宏观叙事的叙述权威，同时也以文化杂糅为基础重构新的墨美身份。

    ［关键词］奇卡诺文学；后现代主义；解构；重构

　　墨西哥裔美国文学自上世纪４０年代以来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已成为美国新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墨西哥裔美国文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鲜明的杂糅特征，兼具拉美文学和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特征，体现了西班牙殖民文化和美洲土著文化的杂糅，以及美国主流盎格鲁－撒克逊清教文化和西语裔文化的交融，这就是其独特的“三种文化”渊源和“二次杂糅”的经历。
        当代作家在创作中沿袭了拉美文学的某些手法，结合美国多元文化的现实，综合运用多种非传统的叙事手段。尽管学术界对于“后现代”的定义存在较多争议，但本文作者认为，这些手法在本质上有别于传统的文学再现手段，鉴于其鲜明的“去中心化”、“反讽”和“解构”等特征，将其认同为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本文通过分析这些后现代主义叙事方式在文本中的具体运用，来解读奇卡诺文学如何利用语言和多重叙述来书写以文化杂糅为基础的少数族裔文化身份。

    一、颠覆与重构

詹明信（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认为，语言和表达的扭曲是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后现代主义和消费者社会”中，他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抹杀一些重要的分界线，特别是高雅文化和所谓大众文化之间的传统界限”［１］。当代奇卡诺文学采用独特的语言和叙事手法对中心和权威进行解构，采用詹明信所说的“零散性”结构表现主体的消亡，将众多的叙述角度和叙述人物穿插结合在一起，并通过西班牙语的穿插使用外化小型叙事的功能，实现对元叙事及其权威的消解。

    当代奇卡诺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创造被主流叙事排除在外的“另类话语”和“自我历史”的叙述方式。文化差异及政治、经济矛盾冲突曾使主流文化对墨西哥裔群体带有很大的偏见，韦伯（Ｗａｌｔｅｒ　Ｗｅｂｂ）在《德克萨斯骑警》中使用“凶残”、“野蛮”和“贪婪”等字眼来评价墨西哥裔美国人，集中体现了主流文化的霸权地位。帕雷德斯（Ａｍéｒｉｃｏ　Ｐａｒｅｄｅｓ）的《枪在手上》对德克萨斯边疆的科瑞多民谣《科尔特兹之歌》进行了整理，从墨美人的角度重述科尔特兹和德克萨斯骑警的冲突，塑造了敢于反抗压迫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形象，有力驳斥了主流文化对墨西哥裔群体的歪曲。赛勒斯·帕特尔对此类现象评论道：“美国新兴文学作品的目标之一就是创造多里斯所称的‘自我历史’：由于某些特殊群体的故事被美国‘标准历史’排斥在外或者加以篡改而在这些群体内部撰写的历史……美国历史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而自我历史是一个特定民族的历史，它通常延伸到美国立国以前很长时间，而且往往发源于美国边界以外的各个领地”［２］５７７。创造“自我历史”包含着对权威和霸权的颠覆，同时也包含了自我身份的重建。

    “重构”同样是当代奇卡诺文学的重要特征。

    伊格尔顿（Ｔｅｒｒｙ　Ｅａｇｌｅｔｏｎ）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真理、理性和宏大叙事的挑战，是一种“深奥的、去中心化的、没有根据的、自省的、谐谑性的、衍生性、折中的以及多元性的艺术”［３］。哈桑（Ｉｈａｂ　Ｈａｓｓａｎ）同样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两个重要特征就是“解构”和“重构”。奇卡娜作家、理论家安扎尔多瓦（Ｇｌｏｒｉａ　Ａｎｚａｌｄｕａ）在《边疆：新生混血女儿》这部“自传作品”中提出了“边疆”意象和“新混血儿意识”，其基本意旨遵循了“解构”与“重构”两个过程的整合。虽然大多数学者把安扎尔多瓦的批评理论划归到后殖民主义批评，但是《边疆》“支离破碎”的叙述结构、看似随意的英语和西班牙语的交叉使用以及通过这些手段所强调的“中心的消解”都带有后现代主义的表现特征。这印证了韦斯特（Ｃｏｒｎｅｌ　Ｗｅｓｔ）将种族问题嵌于后现代理论之中的观点，他强调法国哲学家和批评家所强调的差异性、边缘性和异质性是后现代主义论争的中心问题。由此来看，那么包容差异性的“新混血儿意识”的确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尽管很多奇卡诺作家和批评家对后现代主义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影响了墨美人对主体性的追求，但事实上，奇卡诺作家在创作中又借鉴了某些后现代主义手法，如上面所提到的后现代主义对权威话语的解构。因为这些手法可以为“他者”提供话语空间，实际上使族裔文学获得主体性。胡克斯（Ｂｅｌｌ　Ｈｏｏｋｓ）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对“普遍性身份”的批评恰恰有助于重构不同的身份，而所谓的族裔身份不过是主流文化群体对族裔群体的偏见。她说：“后现代主义总的影响就是，现在其他许多族裔群体即使没有相同的境遇，但是也和黑人一样有着孤立感、绝望和怀疑，没有归属感。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唤醒人们去关注这些超越阶级、性别和种族的共同情感，而这些情感能够成为构建相互认同的沃土，促使人们认识到共同的义务，并成为团结和联盟的纽带。”［４］墨美文学的创作实际上实践了这种“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叙述结构和叙述语言都带有明显的解构性和重构性，较鲜明地反映奇卡诺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关系。

    《边疆》为这种颠覆与重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应用实例。这部所谓的“自传”包括诗歌和散文两种文体，语言以英语为主，夹杂着西班牙语、南德克萨斯方言和土著语言，这种“语码转换”集中体现了作者所谓的“边疆语言”。另外，文字的编排打破传统，采用了“拼贴画”风格，外化了文本的“反传统”主旨，展现了叙述者／作者作为“奇卡娜”、“女性”、“作家”和“女同性恋者”多重复杂的身份。很多评论家把安扎尔多瓦称为“激进的女同性恋者”，然而叙述者却明确地说：“同性恋是我的选择（对有些人却是遗传特征）”［５］。显然，叙述者对同性恋身份的“选择”是其主体性的体现，是对奇卡诺主流思想的宣战：作为“他者”中的“他者”，女同性恋者的身份可以让她进一步了解历史之外的历史，使她得以了解与平衡奇卡娜的二元性身份，反抗主流文化和奇卡诺男权意识对女性的伤害。她生活在各种边缘文化身份的交集之中———既不认同于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也不完全认同于墨西哥文化价值观，而是综合不同的身份，克服多重边缘身份的局限，对不同的文化身份进行全新的阐释。所以，她希望用包容差异性的“新混血儿意识”来综合多重身份所产生的张力，汇集出更强大的合力，赋予自己主体性和话语权，从而实现对男性权威和文化霸权的挑战和颠覆。

    二、去中心化叙述

与“颠覆”和“重构”主题密切相关的叙事方式就是解构权威的“去中心化叙述”，较常见的叙事形式有多个叙述视角的转化、“碎片式”叙述，复调叙述以及梦境叙事等。“碎片式”叙述相当普遍，希斯奈罗斯（Ｓａｎｄｒａ　Ｃｉｓｎｅｒｏｓ）的《芒果街上的房子》等文本通过这些形式表现了对叙事权威的挑战和文化杂糅为基础的自我重构。

    《芒果街上的房子》由４６篇相对独立的短篇小说组成，墨西哥裔女孩雅斯贝兰莎作为叙述者将这些故事串联在一起，讲述其在墨西哥裔社区中成长的故事。小说有别于欧洲传统成长小说，也不同于奇卡诺文学经典中的成长小说和家族历史小说，而是反映土著文化、西班牙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的杂糅，并从女性角度对种族和性别身份加以界定。一方面，“芒果街的房子”象征着贫穷及其对主人公心智发展的束缚和伤害；另一方面，“房子”是归属感，也是墨美传统家庭观念对女性的羁绊。小说开始时雅斯贝兰莎对房子的渴望代表了她对自身物质生活的追求，主流社会的评价标准在她身上得到内化，破旧的房子成为她的自卑心结。即便如此，她已开始意识到独立的重要性。在“我的名字”中，她接受了祖母的名字，但是也决心冲破家庭对女性的局限：“我继承了她的名字，但是我不想继承她在窗前的位置”［６］。雅斯贝兰莎还逐渐认识到自己所希冀的房子不仅属于她本人，书写的自由也代表了无数沉默的兄弟姐妹。在“阁楼上的流浪者”中，她表现出要为流浪者提供庇护的希望，因此这里的“房子”已经成为她和奇卡诺民众交流的桥梁，是叙述者用文字创造的奇卡诺人的精神家园。

    去中心化的叙述不仅在形式上实现了对权威的解构，尤其体现在奇卡娜文学中对墨西哥女性原型形象的重构，如“哭泣的女人”，玛琳琦和瓜达卢佩圣母等。安扎尔多瓦在《边疆》中将这些女性形象追溯到阿兹特克地母神科亚特利库。

    这个掌管生死和善恶的女神是矛盾的综合体，安扎尔多瓦提倡的“地母神的境界”是对三个女性原型的综合，剔除了消极、被动的因素，褒扬其积极成分，创造出女性新形象“蛇女”。这既是对基督教“蛇”之形象的改写，也是对阿兹特克文化中雄鹰与蛇之间关系的颠覆。奇卡娜文学就采用了这种综合矛盾、跨越边界的立场，通过使用“碎片式”叙事解构宏大叙事的中心地位，确立多种叙事声音和多重身份。

    阿纳亚在《保佑我吧，乌勒蒂玛》中采用的是另外一种叙事方式———创造神话，通过梦境叙事和普通叙事的交替来实现。小说中运用土著信仰、民间医术等具有强烈象征色彩和神话暗示的手法，在传统上被解读为“魔幻现实主义”。希克斯（Ｅｍｉｌｙ　Ｈｉｃｋｓ）认为这个术语没有摆脱西方思想中二元对立的束缚，而事实上，此种手法只是消解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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